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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李贺研究述论】张剑

发布日期:2020-05-19 11:44   来源:未知   阅读:

  李贺是中唐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风格瑰丽奇峭,意象繁密跳脱,用字坚锐狠重,给人以梦的迷幻,力的震撼,美的享受,被誉为唐诗的一朵奇葩。研究李贺者代不乏人,构成了唐诗研究的重要一支。

  二十世纪前的李贺研究,多存在于大量的诗话、笔记中,或训释名物,或考订诗句,或探索本事,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李贺其人其诗。但其形式十分零散随意,又往往用儒家伦理标准来衡量李贺诗歌,较少关注其艺术价值,缺乏系统的研究探讨,这种状况直到二十世纪才有所改观。

  台港的李贺研究,五十年代较为冷落,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兴盛,出现了一批角度不同,开掘较深的论著。如叶庆炳的《两唐书李贺传考辨》、朱君亿的《李长吉歌诗源流举隅》〔24〕等走的是传统考证的路子。黄敬钦《李贺心态分析》,黄永武《透视李贺诗中的鬼神世界》〔25〕则运用了现代心理分析学派的有关理论。前者对李贺诗中存在的童真心态(包括早衰的小大人心态;剑侠心态;鬼神心态;积木心态)和孤独心态(包括自卑心态;自大心态;自伤心态)进行了探讨。后者认为李贺沉浸在由虑病幻念、虚无幻念、伟大幻念而导致的鬼神幻念中,只好借诗歌满足和补偿自己心理的各种需要。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26〕则试图运用神话原型理论,指出追求永恒是李贺诗歌的基型象征,从而导致了李贺诗中仙界和鬼境的出现。李文彬的英语论文《从转换生成语法看李贺之诗》〔27〕指出李贺诗风的怪诞根源于语言创造的本能,其句法的模棱正对应为转换生成语法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其反常的诗法亦可从对歧义句的分析里寻找答案。为李贺诗歌的特质提供了现代语言学的解释。香港杨钟基《论李贺诗的设色》〔28〕将李贺诗的色彩字与简文帝、王维、韩愈之作对比,统计归类出李贺诗用色的特点、规律及其效果,是现代统计学方法在李贺研究中的成功运用。香港周诚线〕,从方法论上总结李贺研究中运用现代西方文论的失误和原则。

  除了论文中的开拓之功外,台港研究界在专著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台湾有方瑜的《中晚唐三家诗析论-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牧童出版社,1975年),蔡英俊的《古锦嚢与白玉楼-李贺诗赏析》(伟文图书公司,1978年),杨文雄的《李贺诗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和《李贺诗校注、通释及版本研究》(文华出版社,1985年),李卓藩的《李贺诗新探》(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卢明瑜的《三李神话诗歌之研究》(台湾大学文学院,2000年)。香港则有周诚真的《李贺论》(香港文艺书屋,1971年)。其中,周诚真、杨文雄、卢明瑜的著作代表了现代李贺研究的几种新趋向。

  周著不满意许多引用西方文论研究李贺的论著,认为其实质仍是用传统印象的批评方法。因此他的《李贺论》致力的是探讨沉潜在字里行间的想像的本质,较好地运用了新批评的研究方法。书分四章,探讨了李贺的长吉体,李贺诗里的女性,李贺诗里的现实世界,李贺与传统四个专题。周氏的细读能力极强,联想异常丰富,善从平地起波澜,总是寻觅到别人难以发现的幽微深意。于是周著一方面有不少的望文生义,一方面又不时有精彩的创见。

  杨文雄的《李贺诗研究》采用传统研究与新批评理论相结合的方法。从外缘研究(包括背景,家世,生平,年谱,交游,文学观念等),内在研究(包括诗歌意象的构成要素与塑造技巧,平仄、用韵、句式、句法等节奏问题,诗歌境界等)两方面对李贺诗歌进行了系统解析。既有西方语言哲学和心理学方法的渗透,如关于语法、语义类型以及诗歌境界的划分与探讨;又不乏传统细致的考证功夫,是李贺研究中的重大收获。

  卢著对李白、李贺、李商隐神话题材的诗歌分别进行了研究,指出李贺的神话诗歌大胆描写鬼神,不仅是死亡本能的表现,还是一种通过描写死亡来体认自己生命存在的安慰感。李贺笔下的鬼神也会死亡并在死后变形为他物而续存,这样的关系结构也透露了李贺诗中以死亡作为取得再生契机的潜在意识,呈现了古神话里生死循环变形的思维以及圆形的时间观念。卢著还对三李神话诗在内容素材的运用,艺术手法的变创,对神仙和仙境的想像,对女性的摹写,神话原型与时代之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析。卢著是在人类文化学层面进行李贺研究的新尝试。

  笺释学和资料学上,台港翻刻贺诗旧注本种类较多,今人为贺作注者较少,全注本有陈弘治校释的《李长吉歌诗校释》(嘉新水泥公司,1969年);杨家骆主编《李贺诗注》(世界书局,1978年)两种,皆多成说而少己意。朱传誉主编的《李贺传记资料》七册(1982年-1985年由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出版),也为李贺研究提供了方便。

  海外李贺研究中,日本研究界情况比较繁荣,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如森濑寿三的《李贺道教色彩的一面》〔30〕研究了少人关注的李贺与道教之关系;石川一成《李长吉的色彩感觉-红与绿》,荒井健《李贺的诗-特别关于色彩》,上尾龙介《夜的诗人-李贺的光感》等〔31〕,都对李贺诗歌中的色彩做出了定量分析对比,得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同时,日本研究界还出现了几位著作甚丰的李贺专家。如草森绅一、原田宪雄、川合康三等。草森的巨著《垂翅之客-李长吉传》,全书预定分四部。从1965年9月开始在《现代诗手帖》连载,至七十年代末期,已发表第一部《挫折以前》,第二部《公无渡河》(未完),总字数在五十万字以上。原田1941年京都龙谷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李长吉》;1971年1月其又创刊不定期的个人油印杂志《李贺研究》,每期发表他个人的论文--关于诗人及其诗的解释、考证、杂记以及有关李贺的论文摘要、书评、通信、书志等,至1979年已有十四期,约一千二百万字。1980年朋友书店将其中部分论文汇编,以《李贺论考》为名予以出版。这部600余页的著作。该书长于史实和文化的钩沉索隐,结论虽多牵合之嫌,但其小题大做的工夫却值得我们学习。川合康三则擅长于艺术分析,其《李贺和他的诗》一文对李贺重视原始感觉而无视事物固有名称,大胆运用感觉性代词的诗风做了考察。《李贺的表现--以代词和形容词的用法为中心》、《李贺和比喻》二文更细腻地分析了李贺诗歌的修辞和用字特色,其剖析之深,语言之美,即使在国内同类论文中亦不多见〔32〕。与日本研究界的热闹相比,韩国研究界似乎乏善可陈,李东乡《李贺诗的特色》、河运清《李贺诗小考》、任季宰的《李贺诗的唯美性》、金学主的《唐诗与巫教试论--以李贺为中心》等文〔33〕在深广度上都有所未逮,倒是宋幸根的博士论文《李贺诗研究》(1996)以及禹水华的《李贺的讽谕诗研究》(1990)、张俊宁的《李贺诗歌中的死亡意象研究》(1996)、安善晶的《李贺乐府诗研究》(1999)等一批硕士学位论文为韩国研究界增添了一丝亮色。

  欧美世界里,李贺研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了重视,博士论文中以李贺为题的多达五篇,即D。Y。Cheh的《李贺与济慈》(1962);M。T。South《元和时期的学者兼官员李贺》(1965); M。A。Robertson的《李贺诗作措辞》(1970);M。B。Fish《李贺诗中的神线);杜国清《李贺之诗》(1974)。N。Kudo还出版了研究专著《唐朝诗人李贺的生平与思想》(1969)。九十年代F。A。Lafleur博士论文《中国古典诗歌里象征主义美学的进化:李贺的作用》亦以李贺为研究对象。其中,杜国清的英文博士论文经过修改,改名《李贺》正式出版(美国加州大学,1979),该书共四章,即柔弱剑士的倦梦:李贺生平概述;光与影:李贺的几个世界;意象与和声的碎锦:李贺的语言;李贺的鬼才:对李贺诗才的评价。主要运用刘若愚《中国诗学》中的有关理论,对李贺诗歌中展示的诸相和遣词、造句、用韵、意象、象征、用典等艺术手法作了细析,将李贺诗之特性总括为境界的幽、明和语言的奇、丽。是英语世界中系统解读李贺诗歌的代表作。

  笺释及资料学方面,日本铃木虎雄、荒井健、斋藤响、黑川洋一等对李贺诗歌都有译注,欧美的一些中国诗选集里也收译了若干首李贺诗歌〔34〕。其中日本铃木虎雄的《李长吉诗集》(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英国J。D。Frodsham的《李长吉歌诗》(牛津大学,1970年),均系全译本,释义简明,影响较大。美国艾文博编《李贺诗引得》(1969年台北中文研究资料中心印行)亦颇便于检索利用。

  由于笔者近些年来,一直关注李贺研究史的工作,深知李贺研究实绩并非上述论著所能包举。像张惠康《词与李贺诗》、郭娟玉《李贺诗韵与词韵》、杨鸿雁《李贺的创作与词》〔35〕阐述李贺诗与词体的关系,凸显了李贺诗歌的文体学意义;刘沧浪《李贺与济慈》〔36〕从梦境与现实,亚奈科雷昂色彩,美与死,自然与田园四个方面分析李贺与济慈诗歌的异同;高洪奎、刘加夫的《李贺歌诗的接受研究:中唐至五代》,刘加夫的《论李贺歌诗在元朝的风行及其原因》〔37〕从接受史角度,探寻李贺诗对后代的独特影响……也都较具学术价值。另外,有关李贺的爱情诗、愁吟诗,咏马诗;李贺诗歌的辞与理;李贺诗歌的意象;李贺诗歌通感的运用;李贺与中外其他诗人的比较;李贺与佛、道的关系;李贺诗歌与音韵学等……亦有值得一观的论文,而篇幅所限,只能挂一漏万,深怀遗珠之憾了。

  回顾二十世纪海内外的李贺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出现了一批较有学术份量的论著。它们有的从传统笺释学入手,对李贺诗集的版本及诗句异义、李贺的年谱等做了考证;有的从唯物史观着眼,撰写了许多文章,把李贺纳入社会,历史层面去分析;有的借用西方文艺理论,运用新方法进行研究和尝试;有的就某一问题进行广泛联系、深入挖掘;有的从基础抓起,做起资料汇编工作;还有的着意于普及与提高,对李贺诗歌选注或赏析……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多元发展态势,启发了研究思路,深化了研究层面。而这些论著的海内外作者们,共同构成了一支有较高水平和潜力的研究队伍,保证了李贺研究的水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李贺研究中仍有不少令人遗憾之处。首先是学术史做得不够,新的成果得不到及时利用,一些错误说法得不到及时纠正,低层次、低质量的重复研究不断。许多论文根本不注意新材料、新成果的利用,如对李贺生卒年的推算始于明代余光,可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仍以清代姚文燮为始作俑者;再如张固《幽鼓闲吹》记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朱自清《李贺年谱》谓李藩死在李贺前,则张固所叙亦妄言之耳。80年代初,台湾杨文雄,日本山崎みどり都已考证出李藩系李潘之误,〔38〕但多数研究者仍沿朱谱之误。至于观点、论据雷同乃至大炒古人冷饭之作更触目即是。

  其次是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和艺术感悟力有待提高。李贺研究中不少论文的选题不错,但由于研究者自身知识储备不够,只能停留在表面或大而无当的议论上。如谈李贺与佛学关系的一些文章,只借助于哲学史上概念性的解释,缺乏对佛学各宗义理的基本了解,对李贺诗歌也少有心得,就妄谈李贺诗歌的空、苦,其结果只能是以空对空。至于那些对诗歌平仄格律、风神情韵都懵懂浑噩或一知半解的研究者,其研究质量更是可想而知。

  再次是研究中急功近利现象严重,玷污了学术的纯洁性。六百余篇李贺研究论文中,有多少篇是真正的苦心孤诣之作?种种非学术的功利原因,导致不少论文陈陈相因,拾人牙慧;或牛头马身,随意比附,或以先验逻辑取代历史,断章取代全文……一篇篇缺乏新见创见的伪劣学术产品就这样被批量生产出来。

  笔者认为,李贺研究的真正出路仍须在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随着知识的网络化和全球化,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文化通过键盘的敲击就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遗传学、心理学、宗教学、比较文化学、人类文化学……各种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给李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观照视角。如在比较文学上,李贺独特的诗风引起过海外不少学者的注意,有的甚至称其为许多西方文学不自觉的先驱,从这一意义上说,李贺既是独特的又是世界的,如何实证性地阐释这一文学现象,研究者在这方面就大有用武之地。但是,与广度相比,李贺研究在深度上的挖掘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稍加留意即可发现,李贺研究在广度上可谓丰富多彩,各种时髦学科名词的运用令人眼花缭乱,仍以比较文学为例,关于李贺与西方诗人济慈、波德莱尔等人的比较,笔者所见论文数量就颇为不少,但除刘沧浪《李贺与济慈》一篇因不满意D。Y。Cheh的《李贺与济慈》只停留于概论式的介绍,于是着力于作品的内在比较外,其他文章多流于简单比附,缺乏深入的理论阐述和独到的见解。当我们限于学养的浅薄无法沉潜于作品本身的发明,而只满足于坐着现代理论的高速列车,对研究对象信口开河时,我们口中玩弄的那些时髦的西方文论新名词其实与我们已经用腻了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人民性等概念并无质的区别,同样是不尊重历史的逻辑先行,只不过是新的逻辑标签取代了旧的逻辑标签。广度谱系上的各种文化理论说到底只是一种研究的工具和视角,并不能取代研究问题本身。李贺研究在关注广度的同时,还应对李贺及其诗歌本身投入更多精力,况且这方面还有诸多空白点等待填补,如李贺诗句吴质不眠依桂树(《李凭箜篌引》)研究者多以为吴质即吴刚,但苦无证据,其实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姜道生本《李长吉诗集》即刻为吴刚,如能再寻他证,将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画上句号。其他如李贺生卒、应试、为官、客游等具体时间的考索,李贺心理及其诗歌特质的穿透性揭示,李贺在唐诗史、文化史上更为准确的定位等问题,也都需要研究者足够的学术功力和耐心。

  当然,这一切尚有待于学术界自身的整风运动。只有整顿好学风和文风,学术成果的交流、学术素养和艺术感悟的积累才会有良好的氛围;李贺研究在深广度上也才能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像钱钟书那样,挟雄浑之学术功力和敏锐之艺术感觉,穿行古今中外,沉潜文本,体贴人心,总结李贺诗歌独特的创作范式特征,从哲学高度对李贺做切近本质之审视的经典著作才有可能再度出现。

  现在在做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李贺,我在cnki上没有搜到这篇,想问问楼主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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